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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渴望出名的“跳桥者”

2011-03-22 11:16:35 来源:健康新闻

[摘要]

“如果报道了,就会像以前电视新闻里看到的那样,很多人会捐款,把我的病治好,我就可以扔掉拐杖,娶妻生子,延续家族香火,每年还养1万只鸡,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整天窝在家里,什么都干不了,像个废物,还遭受别人...

“如果报道了,就会像以前电视新闻里看到的那样,很多人会捐款,把我的病治好,我就可以扔掉拐杖,娶妻生子,延续家族香火,每年还养1万只鸡,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整天窝在家里,什么都干不了,像个废物,还遭受别人的歧视。”他对我这样叙说着自己的初衷。

南都周刊特约记者袁小兵 广州报道 摄影袁小兵

郑龙拐杖被偷后,记者帮他买了一对,他在卫生间刮了胡子,洗了脸,重新看到了希望。

孤独走在街头,郑龙很多时候不知道要去哪,但“找记者”是他最强烈的念头。

在广州流浪十多天后,郑龙一无所获,黯然回到家乡,与母亲抱头痛哭。

郑龙的左腿患有骨巨细胞瘤,但无钱医治,他先后4次来到广州,找过政协委员孟浩、110民警,甚至街头流浪汉,希望帮他找到媒体记者,但他的故事实在稀松平常,媒体对他不感兴趣。无奈,他仿效别人爬上海珠桥,媒体果然闻风而至,但娱乐式的报道没有给他带来任何改变。相反,露宿街头的他三次被盗,最后黯然回家。

4年前左腿长了骨巨细胞瘤后,高州农民郑龙对出名的渴望越来越强烈。尽管他得到了政府和好心人的帮助,但仍不够把瘤子切除。他把最后一丝希望投向了媒体。

“如果报道了,就会像以前电视新闻里看到的那样,很多人会捐款,把我的病治好,我就可以扔掉拐杖,娶妻生子,延续家族香火,每年还养1万只鸡,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整天窝在家里,什么都干不了,像个废物,还遭受别人的歧视。”他对我这样叙说着自己的初衷。

郑龙今年30岁,高中肄业,在东莞、深圳打过4年工,做过工厂的收发员、杂工、烘干工、烫衣工。2004年因病无法工作,休养在家,除了拜师学习算命外,还喜欢在毛泽东诗词、余秋雨散文、易经学和佛学书本里寻找寄托。3个姐妹都嫁到外地,父亲因鼻咽癌去世后,神智有时不清的母亲操持着全家的所有活计。因为缺钱施肥,地上的香蕉也像主人一样长得瘦小。一台用了十多年的黑白电视机,是他了解外界的主要工具。

2005年,他花尽积蓄进行了第一次手术,但在香蕉林里的一次摔倒让他的病情恶化。2006年的一天,陷入困境的他在电视里看到省政协常委孟浩的新闻,上面还公布了他的手机和办公地点。郑龙没有打电话,怕被拒绝,直接去广州找孟浩。孟浩答应为此向省政协反映,并帮他联系了一名电视台记者,最后还给他了100元钱,用车把他送到汽车站。郑龙回去后,给那名记者打电话,对方说没有新闻性,报道不了。郑龙至今不解:“孟浩出面能解决的事情是新闻,解决不了的事情更应该是新闻啊。”

2007年,郑龙第二次来到广州,找到广东电视台《今日关注》主持人郑达。这个新闻栏目刚与广东省慈善总会联合成立了一个爱心基金,对节目报道的困难人群进行资助。但郑达给他50元,叫他先回去办一份困难生活证明。结果,这个证明花了他一年时间才办好,原因是他父亲死后偷偷土葬,引起地方官员不满,最初拒绝加盖公章,后来在长期帮助他的老台商江汉君的斡旋下,才盖上了从村委会到镇政府、茂名市残联的公章。

但高州市残联不肯盖。根据郑龙的说法,理由是“找记者没有用的”,他们宁可给50元让他回家。当天,郑龙没有回到30公里外的偏僻山村,而是和母亲一起再次来到广州。

他们没有等到郑达的出现,传达室答应转告他;广东省慈善总会说,需要《今日关注》栏目先报道,再打报告进行审核。夜晚,母子俩露宿街头,母亲抱怨他不但没有得到记者的帮助,反而花掉了身上仅有的几百元钱。郑龙拨打110,央求警察出面找记者。警察笑着说,电视台级别比他们高。他们请母子俩吃了早餐,给了他们20元,然后送到救助站。

回家后,母子之间的分歧渐多,郑龙说:“我成了家里的累赘,连母亲都有些嫌弃我了,我们俩不断有小争吵。亲戚们觉得我是个霉运,不愿多帮我们。”因此,他要把病治好的愿望越来越迫切,但他腿上的瘤子也在跟着变大,一点点蚕食着腿骨和他的耐性。今年5月,台商江汉君资助他进了医院,但当医生告诉他,原先设想的四五万元治不好他的病,需要十多万元时,他有些崩溃了。5月4日,他背起行囊,坐夜车第四次来到了广州。

他原本只是想去广东省人民医院,看看到底需要多少钱才能治好病,但摩的司机只把他拉到海珠桥就让他下车了。在北京路旁休息时,他对一位买菜的阿姨抱怨说,他的病找政府找电视台都没人理。阿姨说,最近很多人都爬海珠桥,想引起社会的关注,不如也去爬桥。

郑龙说,海珠桥那么高,爬不上去。阿姨说,那就试试海印桥。

他来到海印桥,被高大的桥体和奔腾的江水吓住了,决定还是爬海珠桥。路上见一打太极的老头,上前搭讪,最后,郑龙问他,能否帮他找找记者?老人说,不认识。

第9宗“跳桥”事件

从海印桥到海珠桥,郑龙走了一整天,他的拐杖没有防滑胶,走在光滑的路上几次摔倒。在街边露宿后,5月8日早上6点多,郑龙趁守桥保安不注意,爬上海珠桥桥梁。他有恐高症,左腿根本无法弯曲,走路都很困难,但此刻,他不知从哪获得了惊人的力量。

这是海珠桥今年以来第14宗、4月以来第9宗“跳桥”事件,媒体一概用“跳桥秀”称之。警方拘留了其中8人,并警告说,如果多次“跳桥”,将被劳动教养。但震慑的效果有限,“跳桥”者接二连三,涉及医疗纠纷、拆迁补偿、劳资关系、生活困难等领域。

这一次,照例来了警察,封了路,交通拥堵近4小时。“(他)神情十分悠哉,满面笑容。有好事市民打趣道:‘靓仔,快跳下来吧,不跳,救护车要开走了!’ 而有性格火爆的市民大叫:‘要死就快点下来,别堵住条路!’”第二天有记者这样报道。

但郑龙说,听着下面很多人叫他“跳”,他还真动了跳的念头。“以前没人跳,他们才这样骂,我就跳一个给他们看。我想跳在气垫上,但又担心没跳在上面,这样,我的下半辈子就完全残废了,想到这,我就哭了,哭了好久。”

郑龙对云梯上的谈判警察喊道:“我能上这座桥,你们守不住的。即使守住了,也守不住人的心!”他要求“见郑达,见记者”。但警察只给他送来了一罐红牛。

郑龙后悔爬早了,“因为记者8点上班,最早8点半才能赶来。”后来,果然来了些记者。他坐云梯下来,一电视台记者喊:“师傅,你有什么话要说吗?”郑龙刚要开口,就被几个警察抱进了警车。记者守在派出所门口,警察不允许采访,晚上11点多,郑龙放出来后,记者早走了。

但警察对他很礼貌,给他饭吃,还搀扶他上厕所。作为回报,他利用不多的算命知识,给看守他的保安算了一卦。

第二天,郑龙买了一份报纸,上面果然有他跳桥的新闻和照片。众流浪汉教他在天字码头小花园的地上摆开报纸和困难生活证明,但半天过去,路人没有施舍一分钱。5月10日,一名四川籍流浪汉带他去附近一家教堂乞讨,这里正在为地震灾区举行捐赠活动,郑龙上前请求找记者报道他的病情,但保安把他们驱赶到门外。在这里,他又被城管推倒在地。

回到天字码头小花园,流浪汉的聚集地,他哭着对大家讲述了这个遭遇,四川人给手上这份报纸打去热线电话,说“跳桥的那个残疾人又出事了,被城管打了,请你们来报道”,但记者迟迟未到。

“事情解决不了还要来跳桥”

5月11日,一名打工男子因钱财被骗再次爬上海珠桥,正躺在小花园地上的郑龙也过去作势要再次跳桥,被众人劝住。“有哪个想跳桥的?我只是希望引起社会的关注,给别人带来的不便,希望他们能宽恕我,我是没有办法。”他这样告诉记者。临走时,他说:“事情解决不了还要来跳桥,希望媒体到时再来采访。”

接下来几天,郑龙继续流浪,他没有去上访,担心被赶,也没有去医院,他知道即使查明了也无钱治疗。他再次陷入了迷茫和困顿,直到我的出现。

郑龙第二次要跳桥的新闻又上了各家报纸的重要位置。一些报纸对此反思,认为此类事件实际是有人以社会公共利益作要挟以达到解决个人诉求,不但没有报道价值,媒体过度关注,反而助长类似事件的继续发生。《广州日报》、《信息时报》等媒体甚至呼吁广州媒体一起承担社会责任,从新闻上封杀“跳桥秀”。

我开始关注这些跳桥人的生存哲学,但媒体很少记下他们的名字、电话。“跳桥秀”,5年前这个词刚出现在报纸上时,我和同事们均表示过对这个字眼的反感和警惕,想不到5年过去,这个词已遍地开花。

5月14日,我终于在电话里找到郑龙,他激动高呼:“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你比我亲爹还亲,”也许意识到他父亲已去世,他紧接着说:“你比我亲娘还亲!”这时候,我们都有意想像着对方。他以为我可以帮他走出困境,我以为他是个善于利用媒体的老油子。这么多年的职业经验告诉我,底层人并不都是很多报道里的善辈形象,由于权利渠道的不通,他们很多时候比中上层人更强悍,抗争方式也更具有破坏性。

因此,第二天我们在广州市民政局综合服务大厅门前相见,他坐在地上说拐杖昨晚被偷时,我第一反应是,他是否骗我,为了获得我的同情?

后来我专门检索过关于他的报道,发现他的说法有些夸张。比如,他患的是瘤,却对记者说是癌;他母亲尚在世,但有的报道说,他是个孤儿。

郑龙那天告诉我,他被盗后没法走路,请警察送他去救助站,但不知为何,警察却把他送到了这里,他已经在地上坐了半天,滴水未进,就为了等我。

他说身上只有60多元,我知道这话不可信(后来我再三相问,才知道有300多元),但还是打车带他去买了一对拐杖。在商店门口,他主动与路人搭讪,并说“有好心记者帮他买拐杖”,一个阿姨给了他113元钱。

我带他去楼上卫生间,他掏出双肩包里的牙刷刷牙,回头对我说:“我跟那些流浪汉是不一样的,我天天早上去公厕里洗脸、刷牙。”接着,他说:“要是能冲个凉就更好了。”

接下来几天,我发现自己正滑入一个怪圈:我是来观察、记录郑龙的生活,但同时我又在改变他的生活。离他越近,改变就越大。正如他后来如实告诉我,他本要回家,但我的采访让他看到了希望,他希望呆在广州,直到报道尽早出来。

这种感觉让我沮丧和备受煎熬,以至我对他几乎没有笑容。尤其是5月17日,他在电话里说,他又一次被盗,小偷在他熟睡中割开了他的口袋,拿走了好心阿姨给的钱,他惊醒后,只能眼睁睁看着小偷跑走。我第一反应又是:真的吗?

于是我悄悄找去,看到他坐在一家士多门口,失魂落魄的样子。他不断对我说:“我最对不起的就是那个阿姨,她的钱我一直舍不得用,却被小偷偷去了。我的心好痛。”

我已经承认他是值得信任的了。当天晚上,我跟几个朋友讲到他的故事,他们为社会救济的不畅而忿忿不平。这时电话响了。

“什么,你又被偷了?!”我大叫。郑龙说,下午我采访完走后,他躺在那里睡着了,醒来发现双肩包不见了,里面是他的全部希望:困难生活证明、身份证、残疾证、低保存折......还有三本聊以慰藉的周易学书本,一封珍藏多年、初中毕业那年班主任写给他的励志信。

朋友们都大笑起来。“肯定是假的,百分百。”他们说。

我叫他找警察,救助站会送他回家。夜深时,我还在为白天的信任而摇摆。这个时候,我决定去郑龙的家乡,为这份信任寻找答案。

5月18日,我先来到天字码头小花园,想在流浪汉那里找到失盗见证人。想不到郑龙没有去救助站,正坐在台阶上,像雕塑般一动不动。他那拉链已经拉不上的黑色破旧背囊不在身边,一夜不见,他的脸色就像他身上那件穿了6年的工衣一样晦暗。他看到我,愣了一会,终于挤出一丝笑容,伸出脏乎乎的手。

旁边几个流浪汉在数落他的不是。“我多次告诫他了,要注意这个注意那个,但他人笨,不机灵,所以老是被偷。还是回家算了,这种流浪生活他不适应。”一个湖南人说。四川籍流浪汉指着自己的太阳穴,悄悄对我说:“他这里有问题,老爱出风头,要跳桥要找记者,也不掂量自己的分量。”湖南人接过话:“我们不像他那样,我们流浪本就是为了逃避,你给我1000元钱,我也不上报纸,难为情。”

我接过了郑龙伸过来的手,使劲握了握。前几天我们第一次相见时,我把他从地上扶起来,这双手攀在我肩头,绕过我喉咙,把我勒得咳嗽,让我感觉到他弱小身躯的强大求生力。现在,我握住的是一个彼此的信赖。我为此前自己职业般的冷酷而羞愧。他在各种社会救济体系找不到依靠,被他视为最后一根稻草的媒体也有意疏离他,就连他身边的流浪人群也瞧不起

他,这是一种怎样的无助?

当天,我和他登上了开往高州的长途汽车。

“以前没人跳,他们才这样骂,我就跳一个给他们看。我想跳在气垫上,但又担心没跳在上面,这样,我的下半辈子就完全残废了,想到这,我就哭了,哭了好久。”

有许多你不了解的郑龙正艰难地活着

我以为我遇到的是一群冷漠的官员。但我再次错了。不仅仅是高州新闻秘书给了郑龙300元慰问金,派车送我们去他家,石板镇石坑村公歧小组,一个路上长满荒草的小村(三分之一人口外出打工),更是因为他们已经争取了体制内最大的资源来对他。

郑龙几年前就获得了低保,今年起每月170元,是当地低保户的最高标准。镇政府民政所也给过一些临时救济,但数额有限。镇分管民政官员卢梁说,高州市、石板镇的财政都不富裕,每年给每人的临时救济一般不超过500元。郑龙获得的民政体系救助就是这两方面,“可以说,政府在现实情况下能给的都给了。”卢梁说。

尽管官员们为郑龙父亲的土葬问题有过不快,但他们还是协助他向当地红十字会申请帮扶基金,但申请递上去后一直石沉大海。“红十字会说,他们自己没有资金,都是上面拨付下来才有,我这种情况可能得不到帮助。”郑龙说。

帮助他的还有一名78岁的台商江汉君,郑龙初中就读民校的创办人。他总共给过郑龙近2万元资助。有一次,郑龙拿出其中1000元,吃了一个多月的猪肉和营养品,本想把身体养好再去做手术。但最后因为没钱,就一直拖着。

高州市人民医院脊柱关节外科主任黄春明说,郑龙腿部的骨巨细胞瘤目前尚属良性,最好能尽快手术,拖延下去则存在截肢和癌变可能。郑龙说:“我不想截肢,那样太难看了,我还想做个正常人。”

正在全国普及的新农村合作医疗(以下简称新农合)给了郑龙这样的大病人群带来了希望。黄春明说,郑龙在高州住院手术,最高可报销医药费50%,补偿封顶5万元。2006年郑龙参加新农合时,补偿封顶线只有6000元。他和母亲的每人每年10元(今年起增至20元)参合费,都是政府代交的。

“政策一年比一年好,但我仍然看不起病。如果手术要十多万元,我至少还要再出5万,家里已经一贫如洗,亲戚那里也借不到,大公(对江汉君的尊称)也帮不了我这么多。”郑龙苦恼地说。

今年起施行的《茂名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办法》规定,“在报销补偿后仍有较大困难的,可申请医疗救助。”但高州市合作医疗办主任谭瑞球说,这个医疗救助最高只能是5000元,因为从2003年开展新农合以来,省里给的这份救助基金一直没有增加,而随着参合的农民越来越多,可分配的救助金摊在个人头上就越来越少。

郑龙如果生活在200公里外的云浮市,他可以选择两种参合体系,住院最高补偿可以达到10万元;他如果是“陕西第一县”神木县人,由于这里的县域经济发达,他可以享受全国绝无仅有的“全民免费医疗”。可是,高州只是一个坐落在粤桂交界处的山区小市,这里通往广西的283省道,由于扩建补偿纠纷,烂尾长达6年,郑龙家的香蕉很难运出去。

广州市委副秘书长、市信访局局长黄周海5月25日说,4月1日以来的12起跳桥当事者中,没有一位通过信访表达自己的诉求。但郑龙说,他揣着困难生活补助去多家部门,就相当于信访,除了盖到公章,他什么都没得到。

他甚至向当地NGO寻求帮助。一个名叫赖梦楚的女孩,因头部受伤,当地一家NGO和媒体、网络联手,为她筹到近3万元善款。郑龙通过女孩找到了这家NGO的负责人,但对方表示了为难。

“他不知道赖梦楚因何得到帮助,是她对生活的热爱和乐观,可是郑龙呢,我感觉不到他身上的亮色,这很难吸引社会的关注。再说,像他这样的重病人士,实在太多太多,我们NGO的能力有限。”这名负责人说。

尤其当这名负责人得知他想通过跳桥获得媒体关注,而我正在把他送回家,她建议我说:“你的任务应该完成了。如果还有大幅报道,我不知道在茂名哪座桥上,哪天又会有人爬上去,他们会误以为这是争取权益的最好方法。”

当地官员似乎也有担忧:在媒体介入后,如果为郑龙争取更多体制内资源,是否削弱了官方的威权?他们寄希望于我的报道能给他带来体制外的援助。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让我左右为难。但是当我把郑龙送到家乡,看到他跪倒在母亲面前,两人抱头痛哭时,我把这种烦恼置之身外。现在,我把这篇报道写出来只是为了说明,这世上有许多你不了解的郑龙正这样艰难生活着,他们需要帮助。仅此而已。

(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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